当然，没有办法通过搜索信息主体的姓名搜索到该公共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些文件公开产生的影响。
在理论上，把握交警权力秉性，需要在理解交警任务的基础上明确行政权谱系中交警权力的特殊性。鉴于交警权力侵害权益性和补充性，无论是在自由法治国时期，还是社会法治国时期，交警权力都应当被审慎地运用。
[19]无论是有明显人权保障内容的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还是为人权保障创设条件和增进效度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提高通行效率，都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制度设计。譬如，《德国联邦及各邦统一警察法标准草案》第1条规定：警察之任务在于防止公共安全与或秩序之危害（第1项）。唯有在无法即时获得司法保护，且非得警察之协助，无法遂行其权利或权利之施行将更为困难时，警察方有依警察法维护私法上权利之责（第2项）。执法成本既包括交警出警现场而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直接成本，也包括因现场查处违法行为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可能增加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等间接成本。[55]譬如，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2）闵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书。
前已述及，交警权力的秉性在于秩序性，不过，这并不表示其舍弃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在此情形下，法院的裁判立场与新秩序观的理念基本保持了一致。就行政行为而言，实施该行政行为的权限由甲官厅委任给乙的情况下，处分厅是乙，而不是作为委任厅的甲官厅。
[42]行政机关需要评估委托对象是否符合委托条件，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予以委托。立足于行政机关间职权委托制度的目的，特别法对受委托机关的设定应坚持便民、高效原则。在行政机关设法规避当被告的情况下，法官尽管是法律的专业人士但也不易作出准确判断，必将增加查明所作行政行为职权的来源或取得方式的难度。《行政处罚法》第24条第1款关于县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的规定，既是上述中央政策的法律化又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既然行政职权已经转移到受委托机关，则根据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法律效果也应该归属于受委托机关，而不能再归属于已经丧失行政职权的委托机关。从理论上说，一次性关系是难以捉摸的，在长期、持续的关系中则能形成可预见的行为模式。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广泛实施的授益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广泛实施的负担行政行为，另有放管服改革中的行政职权委托。全部或主要部分权限是指事权，可以通过行政行为的类型、相对人的类型和权利的类型等加以界定。[37]参见前注[2]，叶必丰文，第47页。如果不选择全面修法的方案，那么是否还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制度工具？ 一项相关的制度工具是行政助手。
[69]［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5页。在德国，在委托的范围内，受委托的机构不仅在职能上而且在组织法上都隶属于委托的行政主体，要遵守委托的行政主体的指令。[55]［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89]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18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一般管辖并不是以行为、结果或原告所在地为标准，而是以被告的法律地位和所在地为标准确定的。
行政助手理论能部分解释协助性组织在当前所发挥的作用，并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如征收房屋的补偿以及违法拆迁所造成的赔偿，均由委托事务的县级政府而不是由受委托的街道办事处承担。
如果甲地政府取得全部地域管辖权系由A乡政府委托，则构成全部权限的委托，A乡政府就没有再继续存在的行政辖区基础。委任机关则丧失其权限，不得再实施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与民事代理相同，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承享法律效果，司法上认为不需要特别法的依据。[35]参见《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省级行政管理事项调整由市、县、自治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实施的决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97号）。六、结语 我国的改革开放将持续深化，其中的职权调整和地方合作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命题。如果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参加诉讼更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其以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一）事务委托的法律效果仍应归属于委托机关 受托人应以委托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并由委托人承受法律效果，是民事委托的基本原理。[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20条第3款。
委任是一种行政职权的转移，采取了该权限从委任官厅移至受委任官厅这种法律构成[18]。沈家勇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21号行政裁定书。
按照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法律效果归属，司法解释上也明确委托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35]在法律规范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以委托的名义下放权力，实质上已经构成职权转移，承继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长期、持续地实施行政行为，并不因某个行政行为的结束而消灭。
尽管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制度仍然需要投入立法资源，但这就可以把全国人大的立法任务分散到对这一制度有个性化需求的更多立法主体，更为便捷的是可以通过调整职权的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意义的专门决定形式完成特别法的制定。[48]行政机关必须亲自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而不得任意处分其职权。
[32]参见梁训茂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2行终151号行政判决书。2014年该法修订后，已没有这一内容。为此，能否通过对行政委托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这就有必要对行政机关间的委托作深入研究，包括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委托区别于行政机关对社会组织委托的特殊性质、特别法依据的构造和法律效果的归属。这是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国家也垄断着一个指定国家中所存在的强制权力。
[51] 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必须有特别法依据，并不意味《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特别法授权条款是多余的。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火实施办法》（2010）第13条第1款规定，计划火烧面积不足0.1公顷的用火许可证，报乡（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或委托村森林防火组织批准。
[91]参见沈岿：《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下的行政诉讼适格被告——评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再审裁定》，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3期，第162-176页。[8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会字〔2021〕38号）及其说明。
如《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28条第2款不应该规定国务院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而应该规定省级或县级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在房屋被强制拆除后，所有权人要确定被告就需要解决是否存在委托，到底是实施机关还是负责机关委托，举证都非常困难。
[56]在《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间的委托后，有的法规和规章作了实施性规定，但规定的委托对象却是行政机构。行政机关如认为相关民事主体超出委托范围实施的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应由国家最终承担，可在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向其追偿。[62]这样，受委托组织应当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代行职权并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就成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5款的规定和我国行政法学的通说。[6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32章第6节。
[60]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4条、《行政处罚法》第20条将委托限定在法定权限内，也存在是否可以将法定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全部或主要部分加以委托的问题。[61]假设：经甲乙两地政府协商一致，甲地政府在乙地建设1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并取得该地全部地域管辖权。
该10平方公里地域正好是乙地A乡的整个辖区。[30]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也是如此。
如前述洋山保税港区管委会在接受浙江省一方有关行政机关委托地域管辖权的同时，还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事务管辖权的委托。行政合作的制度工具之一是行政委托，除事务委托外还有职权委托。
